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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出于可以保住秘方的考虑，常家五女并没有加入京城料器厂。而是参加了京城第一绒绢花生产合作社，组成了该社第一个独立的自产自销的专业生产小组。
常桂禄手艺最好，每月工资一百三十元，其他人每月七十元、八十元不等。
社里不但遵从许诺，让她们仍留在家里干活。
而且为扩大生产、提高劳动效率，还为她们从通县调来两个烧玻璃珠的炉工，从外地给她们招收了四名女徒弟。
1956年，常家五女带着几个徒工，光做葡萄年产值就达到了三万八千元。
甚至有个外商订货时居然一开口就要五万枝葡萄。
就这笔订单，她们全年也忙活不过来，是又喜又愁。
这年夏天，常桂禄还被评为京城手工业行业中惟一的女性“老艺人”，并当选为妇联委员。
只可惜花无百日红，人力根本无法与历史大势相抗衡。
1966 年一来，常家的料器葡萄又在市场上绝迹了。
此后，常家五女中的常桂禄、常桂寿、常玉清相继去世。
1977 年，就连常桂福也走了。
至此，“葡萄常”的料器葡萄，不但在京城的市面上已经完全消失了。
真正的传人也就仅剩下常家五女最后的一位——第四代的常玉龄了。
直至1979 年6 月，为帮助街道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常玉龄才在东花市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借助一间旧库房作吹坯车间，带着几个待业青年，重新恢复了料器葡萄的手工艺制作。
然而，由于玻璃葡萄属纯手工技艺，工序繁多。
刚开始时艺徒技术不熟练，产量低，导致经济效益十分不好。
结果在1980 年秋，这一生产合作社最终因为管理不善、资金匮乏等原因，又宣布解散。
“葡萄常”的手艺终究没能立住。
以上的这些，就是宁卫民和乔万林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找到常玉龄居住地所属的重文区东花市街道之后，由街道办的牛主任为他们详细介绍的。
而且还不光说，甚至这位牛主任还与有荣焉的，把前几年街道生产社在常玉龄指点下生产的两串料器葡萄，拿出来给他们看。
应该说，“葡萄常”的成名经过是颇具传奇性的，听着就跟一部精彩的评书似的。
如果小说或者拍成影视剧，其精彩性，应该也不比那国药背景的《大宅门》差多少。
还有那料器葡萄的实物效果也是极为让人惊艳。
无论是紫葡萄还是马奶葡萄，都质感十足，恐怕谁见着都不敢相信这居然是假葡萄。
所以就冲这些，开了眼的宁卫民和乔万林就没白跑这一趟。
然而再怎么样，终究也没办法抵消正事没着落的沮丧。
像乔万林听完，就忍不住哀叹一声，为“葡萄常”败落大感泄气。
“卫民啊，合着咱俩又白跑一趟。‘葡萄常’都没了，咱想买也买不着啊。你说下面怎么办吧？咱们是回去求京城料器厂呢？还是索性就放弃用料器？要依着我啊，不行咱还是玉器厂吧，就是珠宝玉器盆景再贵，那有总比没有强不是？少点就少点吧，小点就小点吧……”
宁卫民正沉思间，却不妨那牛主任贸然接了口。
“哎哎，乔同志，不是我驳您，您刚才这话还是有点问题的。‘葡萄常’是不做葡萄了，可懂技术的人只要在，想做还能做啊。如果常玉龄人要不在了，‘葡萄常’这门绝活，才是实质性的宣告死亡了。至于现在，咱们区里要是给点政策扶持一下，再批点贷款。只要让常家重新点火吹珠，您想要多少葡萄没有啊。”
“不瞒您说啊，我们街道实力有限，真是没有外贸的销路，这才是上次办生产社失败的原因。可东西真是好东西啊。您二位慕名而来，看见这玩意，也不算失望吧？”
“这位想买葡萄的同志不是皮尔?卡顿的吗？您那么大的外企，要是能把我们的葡萄给卖到国外去，还不是小事一桩啊。那今后，您公司从中挣大钱，‘葡萄常’的手艺还能传下去。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
“真不是我替常老太太吹牛啊，人家实打实的是受过咱们伟大领袖表扬过的手艺。要不是想当初非要保住秘方，人家一家子就进京城料器厂了，少说也得评个六级技工。可惜啊，这人就没长后眼，才会走背字儿。这不，现在想交出秘方了，人家料器厂也不稀罕喽……”
一番话下来，牛主任不但无意中点明了，京城料器厂和“葡萄常”之间所存在的龃龉。
让宁卫民和乔万林落了个明白。
而且他所藏着的心思也暴露无遗。
那就是惦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想借机哭两声，看看能否靠着区里的力量，把生产社重新开起来。
要不为什么这么热情相待，这么耐心的介绍啊？
很显然无利不起早啊。
不用说，他要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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