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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大家年年都过春节，可很少有人知道，至今为止，“最早的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就发生在1966年的1月21日。
而“最迟的春节”是两个并列冠军。
分别是1920年的2月20日，和1985年的2月20日。
最早和最迟之间，几乎整整相差了一个月。
然而根据历法计算，这仍不算是极致。
因为农历不进行人为调整的话，实际上2319年2月21日，人们才会迎来真正的“史上最晚春节”。
这么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目前已知的最早春节和最晚春节几乎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内。
这也就是说，宁卫民的一生里，既赶上了1966年最早的春节，也巧合的遇到了第二次发生的最迟春节。
这实在是一件相当有幸的事儿。
或许，这种两极差距，也可以看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既预示着本世纪的共和国必定要走出复兴之路，我们的国运将会完成衰极而盛的转变。
也同样符合宁卫民本人在发生的人格转变。
同样有意思的是，作为乙丑年农历新年这个特殊时间点播放的电视剧，八仙过海这四个字也如同算命一样的准，恰如其分的概括了这一年的特点。
要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其实已经走到了改革的重要关口，走到了不得不闯价格关的关键时间点，自然就成了许多人不甘寂寞，各显神通的一年。
不过反过来也得说，1985年也一样是各种价值观冲撞、缠绕的一年。
在各阶层中，价值的失衡和迷惘也不可避免，同样是令人感到忧心的现象。
就拿个体户来说吧，他们赚钱归赚钱，如今的万元户甚至已经不够看了。
最先干起来的一拨人，有了几年卖方市场的积累，手里趁个十万八万的主儿不在少数。
可也正因为这样，就如同本年度1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专业户今天的怕中所阐述的那样，个体户们对政策风险的顾虑也越来越大。
没错，国家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确定的。
可发展到什么程度，允许怎么做，还不清楚。
个体户们的生意已经做到这份儿上了，想要往大了继续做是惯性。
可前景偏偏看不到，心里着实害怕呀。
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的警戒线，就像吊命绳一样，牢牢的勒着个体户们的脖子。
但要说不往前走了，就这么老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会甘心。
所以对于个体户们来说，这种心态上的压力特别大。
比起资金的压力，体力的压力，还要大的多。
于是乎，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就导致了一些特殊的商业现象出现。
1985年的1月，五六个浙将人头一次来到了京城。
在老家，他们都是做布料批发生意的。
除了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万把块钱不等，他们还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老家的“台会”倒了，有些人又眼红他们做生意做得大，借机落井下石。
他们便不得不带着仅有的资产来京避祸躲债，顺便找找发财的路，看看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些人的思路很简单，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只有大地方，走的货量大才能迅速挣到钱，把在老家欠下的债务给还上，所以他们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说，他们来京后的第一件事儿肯定就是找经营场所。
他们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门，有的人相中了虹桥。
这两处，此时都有了一些绿铁皮的散摊儿在招人，是政府为促进搞活经济设置的。
这些浙将人就主动跑到了工商局去问，“外地人能不能来？”
工商的人回复，“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证明。”
几个浙将人常年做生意的，这个证明自然是有。
只可惜当他们拿出来后，却发现因为一个小小的偏差，并不管用。
因为他们的证明抬头上写的是“外省”，而不是“京城”。
工商的人说，差一点都不行，必须回去重开。
就为这个，几个人发现没法在城里做生意了。
这地方再好城里管得严啊，这不成。
于是大家一合计，他们都是躲债出来的，哪儿敢再跑回去？
恐怕必须得去偏僻的地方才行。
还是城外好，真要有个万一，比如说日后生意做大了挨查或者有了纠纷，要跑也方便点。
为此，他们就随便上了个17路车，乘了几站在木樨园下车。
说实话，完全是随机的，就是从公共汽车里看着房子已经变成了农民的瓦房他们才下的车。
下车后，他们也是边走边问，先找到了海户屯4号。
